PFAS（多氟烷基物质），是一种人造化合物。因具有疏水疏油、耐高温、可降低水表面张力等特点，广泛应用于皮革、纺织、造纸、农药、防火材料、润滑剂、涂料、洗护用品等多种工农业和民用领域。
PFAS是一个大家族，有数千种成员。常见的PFAS包括全氟辛酸（PFOA）和全氟辛烷磺酸（PFOS）等。由于被广泛地使用和接触，因此这种化合物对人体健康的破坏不得不重视。不幸的是，过多接触PFAS对人体健康有害几乎是公认的事实，会对内分泌、免疫系统、生殖和生长发育产生负面影响。因此，有些国家已经出台了对PFAS的限制使用法令，以抑制它们对健康的损害，比如PFOS 和 PFOA 分别于 2009 年和 2019 年被添加到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全球限用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清单中。
但尽管如此，仍然有许多制造商为了产品效益而使用PFAS，比如外卖盒、不粘锅、油漆等。这些产品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，并被我们大量使用。那我们人体内的PFAS现在处于什么水平呢？了解这个问题，才能真切感受到我们究竟面临着多严重的健康风险。
中国人体内的PFAS水平
所幸有一些研究数据可以供我们参考。2017年6月，南开大学在天津随机招募了294名志愿者，年龄介于19至87岁之间。这些志愿者均自我报告没有糖尿病，也不处于糖尿病前期。通过在南开大学附属医院抽血化验，最后选择了252名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值处于参考范围内的志愿者，进一步完成血液中PFAS含量检测。
研究共检测了 21 种 PFAS的含量，检测数据见下表。为帮助理解再次说明一下：PFAS是一个化合物总称，可以细致分为成百上千种具体的化合物。比如接下来会经常提到的PFOA、PFOS、TFA、PFBS、PFPeA等，都是PFAS的一种具体形态。
从检出率看，即反应252份血液中是否存在某种PFAS。其中PFPeA、PFBS、L-PFDS、8:2 FTUCA、PFECHS 和 ADONA 的检出率相对较低（分别为 29.7%、17.1%、0%、7.1%、2.0% 和 16.7%），代表这些物质并不是大多数人血液中都含有，不具备太大参考性。而其余种类的PFAS检出率较高，均在60%～100%之间，具有较大的参考性。在检出率较高的PFAS种类中，TFA、PFHxA、PFOA、PFNA、PFDA、PFUnDA、PFOS和6:2 Cl-PFAES在超过 90% 的血液样品中都检测到。这说明绝大部分志愿者血液中都含有这些化合物，值得特别关注。
从浓度含量看，中值从大到小排序的PFAS种类包括：PFOA、PFOS、6:2 Cl-PFAES、TFA、PFNA、PFUnDA、PFDA、PFBA…平均值从大到小排序的PFAS种类包括：PFOA、PFOS、6:2 Cl-PFAES、TFA、PFNA、PFUnDA、PFDA、PFBA…发现什么？中值和平均值排序完全一样。排名前四的PFOA、PFOS、6:2 Cl-PFAES、TFA 占总检测出来的PFAS量的24.8%，22.9%、17.6% 和 17.2%，其他化合物占比总和低于10%。
因此，PFOA(平均值14.82ng/mL，中值14.83ng/mL)、PFOS(平均值14.01ng/mL，中值14.24ng/mL)、6:2 Cl-PFAES(平均值9.12ng/mL，中值8.64ng/mL)、TFA(平均值7.21ng/mL，中值8.46ng/mL)是人体内接触最多的几种PFAS。
在此，得呼应一下文章一开始的一句话：“PFAS包括全氟辛酸（PFOA）和全氟辛烷磺酸（PFOS）等”。也就是说，PFOA和PFOS不仅仅是最常见的PFAS种类，同时还是大量进入人体血液中的最常见PFAS种类。这很难不联想到，是因为我们接触了太多具有PFAS（PFOA、PFOS）化合物的日常用品，从而导致了体内沉积了大量有害的PFAS。但这些冷冰冰的数字，似乎还不足以让我们恐慌。
但与 2009 年在天津收集人体血液样本的另一项研究相比（Zhang et al., 2011)，当时人体样本血液中的 PFOS中位值只有12.2 ng/mL，但2017年的水平却升高到了14.24 ng/mL 。更加出乎意料的是，2009年 PFOA 的中位值为0.22 ng/mL，但2017年测出来的值急剧增加到了14.83 ng/mL。也就是说，中国人血液样本中的PFOA和PFOS不但没有减少或持平，反而在过去接近10年中上升了。这不免加重了我们的担忧。
让我们再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人体内PFAS的含量水平，以一种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的形式，看能否找到一丝慰藉？
德国和美国人体内的PFAS水平
德国研究人员招募了来自于明斯特大学的100名志愿者，年龄在 20-29 岁之间，男女比例相同。分别于2009、2013、2015、2017和 2019 年采集志愿者的血液进行PFAS分析，每年收集了 20 个志愿者的血液样本（10 个女性，10 个男性）。
基于上述研究数据，分析了2009至2019年德国人血液样本中PFAS含量。同时，研究人员结合了一份对1982至2010年德国人血液PFAS水平研究报告，组成了跨度将近30年（1982～2019）的研究实验。这不仅能反应德国人PFAS暴露现状，还能看到其中的趋势变化。比如我们一开始说的，部分PFAS已在2010年左右被列入污染物清单而限制使用，那么理论上相关化合物在人体血液样本中应该呈现下降趋势。
那德国的研究结论是不是像预期一样呢？ 2009-2019 数据集的每个样本中都检测到了全氟辛酸 (PFOA) 和全氟辛烷磺酸 (PFOS)，它们的浓度含量也最高，范围分别为 0.27-14.0 ng/mL 和 1.21-14.1 ng/mL 。全氟己烷磺酸 (PFHxS) 和全氟壬酸 (PFNA) 的检出率分别为 95% 和 82%，但浓度较低。在 2019 年的最新样本中，全氟辛酸 (PFOA) 和全氟辛烷磺酸 (PFOS) 的浓度分别介于 1 和 3 ng/mL 和 1-6 ng/mL 之间。
结合 1982 年至 2010 年的研究结果，德国人样本血液中的PFOA、PFNA、PFHxS 和 PFOS中位值均出现下降的时间趋势。这表明，在过去的 30 年里，德国人接触的PFAS化合物确实有所减少。其中，德国人样本血液中的全氟辛酸 (PFOA) 含量下降了4倍！线性全氟辛烷磺酸（PFOSlinear）含量下降了17倍！回忆下PFOA和PFOS（注：研究报告中写的是PFOSlinear，限于知识不足，我无法解释它和PFOS的具体关系，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和PFOS有关）这个字眼，这不是中国人样本血液中含量最高的PFAS类化合物吗？
重点来了，中国人样本血液中的PFOA和PFOS含量在过去10年大幅上升，德国却在大幅下降。同时可以看到，中国2017年样本血液中PFOA、PFOS中位值和平均值都在14ng/mL上下，德国在2009-2019年样本血液中PFOA、PFOS中位置和平均值大概在7ng/mL左右（最大值才14ng/mL）。也就是说，不论是变化趋势还是暴露量上，在统计样本角度，中国人都比德国人承受着大得多的化合物PFAS暴露风险。
在美国国家健康和营养检查机构CDC的调查中，美国人样本血液中的 PFOA 中位值从1999年的 5 ng/mL 开始，在2000年之际，已经下降到低于 2 ng/mL 的中位值。对于PFOS，1999 年美国血液样本的中值水平超过 20 ng/mL，后来下降到大约 5 ng/mL的范围内。而在2018年的调查数据中，美国血液样本中的PFOA平均值在1.42ng/mL左右，PFOS平均值在4.25ng/mL左右。也就是说，将近20年过去了，美国人在PFAS的暴露中没有增加，并且有少量的下降。
这下彻底不淡定了，美国人血液样本中的PFOA和PFOS水平也在稳步下降，且含量同样远远低于中国人血液样本中的PFOA和PFOS含量（中国人在14ng/mL左右），是美国人的3倍以上。
中国人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
尽管中国人的血液数据采集的范围集中在天津，不能代表全中国人的血液水平，而且对比的数据并不是最新2021年的数据，同时还可能会存在各种实验误差…我们有诸多理由来否定这个猜测：中国人面临更大的健康风险？
但似乎没太大必要去否定。中国人血液样本中的PFAS化合物含量整体上比德国和美国高，高出几倍而不是一点点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中国人血液样本中的PFAS化合物含量呈上升趋势，而美国和德国却呈下降趋势。这足以让我们警醒：我们用的日用品，我们呼吸的空气中，是否因效益和实用而掺杂了更多的PFAS？是否监管上存在纰漏？是否在公众存在对PFAS认识严重不足的问题？
这就是我们从这个话题中应该认识到的事情，我们比德国、美国甚至还有很多国家，面临着更大的化合物PFAS暴露风险，它们对健康有非常不利的影响。做为普通人，在生活中要更加关注使用的商品是否含有这种物质，并尽量减少接触它们。
但这远远不够，我们通常对商品的PFAS含量一无所知，而且我们难以真正拒绝使用它们。监管和健康公共机构才应该是起关键决定作用的一方，去严格检测并限制这些化合物在商品制造中使用。
这是一个难题，需要每个人警醒。
